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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响宣传党的二十大精神“四部曲” 争做高素质宣传好干部******

　　党的二十大是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在党和国家发展进程中具有极其重大的历史意义。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全党全国的首要政治任务，也是高校宣传思想队伍的重要工作内容。目前，中、西方在新闻传播领域竞争激烈，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争夺国际话语权，已经成为一个战略性问题。高校宣传干部要围绕学校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首要问题，驻足“立德树人”的使命之根，站在“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的政治高度，把握历史主动，增强战略思维，不断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在活学活用中、在具体工作中落地生根。

　　一、讲立场、重实效、奏响“主旋律”

　　宣传思想政治工作者最基本的素质就是旗帜鲜明讲政治，坚定不移高举旗帜、紧跟核心。高校宣传干部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在思想和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明晰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的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坚持“三个务必”，讲好“三件大事”，奏响主旋律，忠诚履行维护党在意识形态工作中的领导权这一职责使命。当前境内外敌对势力通过网络渗透等手段，妄图在网络空间动摇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高校宣传干部必须抓好抓准校园网络空间意识形态安全工作，占据网络宣传思想阵地的“制高点”，让党的二十大精神引领网络虚拟社会绿色健康发展。高校宣传干部还要发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让党的二十大精神宣传教育工作真正贯彻落实、取得实效，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精细落实党的二十大作出的重大部署上来，落实到推进“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具体工作中来。

　　二、悟理论、强本领，当好“指挥家”

　　高校宣传工作者要深刻领悟党的二十大精神的理论魅力和实践力量，吃透党的二十大精神、把握其中蕴含的精髓，当好指挥家。首先，要提升指挥的能力。宣传思想干部要在理论上、笔头上、口头上或其他专长上可行、可精、可信，要有“几把刷子”，才能真正成为让人信服的宣传指挥家。必须刻苦磨练文字功夫，提高创作水平，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学会用通俗易懂的文字阐释好党的二十大擘画的宏伟蓝图。要不断掌握新知识、熟悉新领域、开拓新视野，使自己的宣传本领紧紧跟上党的二十大精神宣传的步伐。其次，要用好宣传工作“指挥棒”，善于调控宣传节奏。对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宣传不能如倾盆大雨般一涌而下，要加强对宣传内容、宣传进程、对象情绪的调控，做到“精准滴灌”，只有挥动好了指挥棒才能使宣传节奏张弛有度、错落有致；在注重宣传效率的同时紧密贴合国家、社会、学校的实际情况，使宣传要素搭配合理、衔接自然、融洽统一。还要实时关注宣传学习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加强调查研究，针对问题寻求改进工作的有效途径，使宣传过程呈现动静有序、迂回婉转的流动美，做到贴近现实、贴近学生、贴近生活，让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宣传更“接地气”。

　　三、汇主体、聚民力，组好“合唱团”

　　高校宣传干部是高校思政工作队伍中的重要力量，要贯彻“大思政”理念，组好党的二十大精神宣传的“合唱团”，实现多渠道交叉融合，多主体协同育人。要汇集多方主体的教育力量和宣传力量，带动高校思政课教师、辅导员、专业课教师积极主动学习和宣传党的二十大精神，组好专家、教授专题宣讲团，培养网络微宣讲能手，充分发挥青年党代表、团代表、党团干部的各自优势，讲好新时代的故事、党的故事；探索“家校政行企”多元主体协同宣传机制，打造“点、面、块”的立体融媒体宣传格局，汇聚宣传合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宣传思想工作必须遵循“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用榜样来振奋人心、凝聚民心、鼓舞信心，是开展宣传思想工作的有效方式。除了宣传“大人物”外，还应寻找“小切口”，发掘高校师生身边生动的典型，聚焦“湖湘青年英才”“青年五四奖章”“最美大学生”等优秀师生典型，用一个个身边的鲜活实例彰显新时代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投身祖国建设的青春形象，激励广大师生在实际生活中践行“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青春誓言，不断提高宣传工作的可信度、感染力。

　　四、多形式、浓氛围，建好“大舞台”

　　打造全方位、多形式、氛围浓的宣传大舞台，让党的二十大精神更好地“声”入人心。首先，要创新舞台理念。要在把握规律、坚持真理和实事求是的基础上革新工作理念，不能停留在简单的灌输上，要能共情，有共鸣，推进手段创新、形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方式方法创新、载体创新、话语体系创新。其次，要优化舞台节目。在宣传内容上要守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做到与时俱进，因时而变，优化内容导向，适应时代要求、符合师生需求，用优秀文化产品振奋人心、鼓舞士气。再次，要丰富舞台风格。线上线下双向联动，通过“青年学子微讲堂”“师生热议二十大”“二十大知识竞赛”“00后宣讲团”等高校师生喜闻乐见的形式精准精确、高质高效地展开宣传工作，激励高校全体师生争当“学得好、用得活、理论全、本领高”的“尖子生”。最后，要渲染舞台气氛。营造学习贯彻宣传党的二十大精神的浓厚氛围，让党的二十大的光芒照进广大师生的学习和日常生活中，用“定点式”“入户式”“展演式”等方式讲好党的二十大的故事，以“菜单式”宣讲做好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后半篇文章”，使宣传思想工作更好体现时代性，富有创造性。

　　在新的赶考路上，高校宣传干部要把握大局，聚焦培育时代新人的使命任务，抢抓机遇，把“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求实创新、能打胜仗”的要求内化于心、外化为行，始终将宣传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喇叭牢牢掌握在手里，在宣传工作中用心、用情、用力，做到既为一校增光，又为全局添彩，演奏好党的二十大交响序曲，奏响新时代奋进最强音。

　　（作者陈丽荣系湖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教育部2021年高校网络教育名师，主持项目《大数据时代增强高校意识形态安全研究》获批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钱钟书杨绛印象记******

　　邓国治

　　说真的，那天跟着朋友去南沙沟，我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想采访一下钱钟书、杨绛夫妇。没想到，才得进门，钱老便先申明：“你们作为朋友来访，我这里当然欢迎；若是为的新闻采访，那么，恕不接待。”

　　我只好换掉了身份，从记者变成读者。其实，首先还是读者，正是读了二老的著作，才产生了想采访的愿望。

　　正好杨绛也在家。读过她的《干校六记》，脑子里先有了一个爽朗、幽默的印象，待得见面，却是位恬静、温柔的女学者。几十年风尘仆仆，她依然还是当年东吴大学文学院女生那种南国闺秀形象。钱老把我们介绍给老伴，随即笑说：“一听说记者，我先是吓一跳。后见他们来意甚善，这才没有用‘太极拳’的方式……”“太极拳”者，是指拳中的“推”式——拒而不纳也。

　　钱老说：“我不愿意宣传。我今年70多岁了，我只想抓紧时间，多做一点事。宣传，只能给我帮倒忙。《围城》出版后，报纸上一登，就平添了那么多来访的、来信的，向我要书……”

　　《围城》从1947年上海初版后，接着两年又印了两版，此后暌违30载，直到1980年才出了新的一版，印数13万册，几乎未出月就销光；新二版已于不久前印出。除了国内出版的，和香港有它的“盗印”本外，译成外文的，便有英、俄、日、德等国文字。《围城》影响可谓大矣。

　　杨绛抗战时期写过剧本，建国以后翻译过多种文字的外国文学名著，著名的《唐•吉诃德》、《吉尔•布拉斯》等都是她翻译的。近年来，开始转向写小说、散文，她诙谐地说：“这两年，眼睛花了，懒得看小字、查字典，所以就自己写点即兴文字——我这也是个偷懒的办法吧，实际上是不务正业！”——她在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

　　这一“不务正业”，使我们看到了杨绛的许多新作。《干校六记》由三联书店出版了，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将出版《杨绛小说散文选》。她的文字，情真意真，读来十分亲切；而那幽默诙谐的风格，又让人想到她所有翻译过的塞万提斯、勒萨日等人的文章。尽管钱老在他为《干校六记》所作的小引里说到“《浮生六记》——一部我很不喜欢的书。”《干校六记》还是让人想到了《浮生六记》，也想到了《项脊轩志》、《泷冈阡表》一类古代散文中的名篇。尽管时代不同，内容各别，但一个“真”字却是共同的，也是最能揪动人心的。看似身边琐事，细小，甚至是絮絮道来，但由于这一“真”字，就使你不但不觉琐细无聊，反而像置身其中，与主人翁共同欢乐，共同叹息，共同着急。我喜欢杨绛的文章，我想，最最主要的便在这个“真”字上。

　　“文如其人”，钱老夫妇待人接物，也同他们的文字一样——如果能够这么类比的话。虽是初次见面，但不大功夫，二老就同我们谈得很坦率，很真诚。听说我喜欢书画，还一次次地从书柜里取出外国朋友赠送的外文版中国画册，不厌其烦地一页页翻给我看，讲给我听。杨绛已逾古稀，比我年长整整一倍，而她对我们说话，就像同朋友一样，真切而随便，使你立刻摆脱了拘束。钱老也如是，说起近年来杂务缠身，以至有些读者来信顾不得细细作答时，他回身从书桌上翻出一封来信，指点着给我们看：“这是一个20年前就来过信的读者。喏，你们看，他这里还责备我，为什么20年前你的回信那样热情洋溢，现在却做不到了。他说这很让他失望……”

　　其实，这是错怪了钱老。人的精力、时间毕竟有限，且不说经过这20年下来钱老的身体不用秘书、助手，而近年来会议、头衔的有增无减，又要占去他大量有用的时间。钱老给我们看了一大堆各色各样的请柬，什么“吴敬梓研究会”、“水浒研究会”，还有许多的会议通知……他说：“现在我什么‘会’也不想参加，我只是想尽量多做一点工作，写一点东西。国外有好几处邀我去的，我也不想去，都婉谢了……”面对这几年来盛行的出洋“考察”风，和争头衔、排名次等等一系列的讲究，我感到，面前的这位老人是如此可敬！

　　而钱老治学广博与严谨，也的确令人肃然起敬！他是1937年英国牛津大学的副博士，精通多门外语——他只是自谦地说：“那时要考学位，除主攻一门外文外，还必须兼通两门外语。”意思这不过是环境使然罢了。而其实，精通外语到能写作的程度，这可不是一般的功夫就可达到的。尤为难得的是，他同时还精熟中国文学，包括深奥到诘屈聱牙的一些古代文史哲著作。中华书局出版的四部头的《管锥编》，就是他对《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史记会注考证》、《老子王弼注》、《列子张湛注》等十多部历代有关著作与西洋文学哲学著作进行比较后的一些札记，里面有不少新的见解和有趣的比较。这里，十余部中国古代史专著与英、德、法、意、拉丁文5种外语的引文，不论是纵是横，都可以当得上洋洋大观的了。

　　而钱钟书先生，除了融汇古今，博通中外，他还写得一手好书法，有深厚的艺术修养。杨绛，则与其说是贤内助，不如说首先是同志，是志同道合的伴侣。

　　因为是“印象”，因为钱、杨二老的反对采访而使我在交谈中没有作一言半语的记载，所以，我只是想到哪里，写到哪里，也不一定说清了些什么，有些事实也未经核实。而且，最根本的还在于未曾征得二老的同意。但，心里有些印象，不写总觉得不舒坦——这也是文人的一种劣根性吧。姑存于此，且待骂声。

　　(1982年7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